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30°07′07″N 119°57′02″E / 30.118677°N 119.950603°E
| 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 |
|---|---|
| 受降抗战纪念馆 | |
| 舊名 | 浙江人民抗日纪念馆 |
| 成立日期 | 2015年9月2日 |
| 坐标 | 30°07′07″N 119°57′02″E / 30.118677°N 119.950603°E |
| 類型 | 纪念馆 |
| 隶属 | 杭州市富阳区文物保护中心 |
| 公共交通 | 杭州地铁受降站 |
| 地图 | |
| 受降厅 | |
|---|---|
| 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 |
| 地址 | 富阳市受降镇 |
| 分类 |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
| 时代 | 1945年 |
| 编号 | 4-118 |
| 认定时间 | 1997年8月29日 |

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简称受降抗战纪念馆[1],位于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受降村,是在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受降厅基础上建设、由富阳区文物保护中心(挂牌富阳区博物馆)管理[2]的抗日战争胜利专题纪念馆,前身为基于侵浙日军投降仪式旧址和千人坑遗址建设的浙江人民抗战纪念馆,由国道320线北侧的受降厅遗址和南侧的千人坑遗址共同组成,受降厅遗址又有地上的投降仪式地面原址展厅和地下展厅。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经在今天受降厅设立指挥部,并在千人坑遗址掩埋杀害的中国人尸体,1945年9月4日至9月5日中国第三战区代表与日军代表在今天的受降厅接洽受降事宜。
历史
[编辑]受降村原名宋殿村,位于富阳城北约10里,扼守余杭县城(今余杭街道)至富阳县城的公路要道,1937年12月24日日军在同日占领杭州和富阳后,进而占领了杭富公路上的宋殿村。[3]日军将宋殿村作为控制邻近钱塘江以北的杭州、富阳、余杭的指挥中心[4],在宋殿驻扎了一个中队,征用逃难地主宋作梅的家为中队驻所,在宋殿村周围修筑环形防御工事。[5]日军在宋殿村据点内设置了水牢、木笼、沸水锅、老虎凳等刑具和2处水牢,在1937年和1938年多次扫荡周边的午潮庙、东坞山等地并屠杀当地村民,仅宋殿村就有370余名村民罹难。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民被日军杀害后后,尸体则被统一集中在村口杭富公路(今国道320线富阳段)旁、距离中队驻所约1华里的瓦窑山山坳内中。[5]据《富阳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日军在抛尸之后有抓来周边百姓为其掩埋尸体,尸体填满了山坳的6道沟,当地百姓也因此这里为千人坑。[6]战后统计日军在抗战期间在此杀害不下于1300人,村里的耋老称1949年后曾在坑中挖掘出超过1800具遗骸。[3][5]1980年中日蜜月期时,日本《读卖新闻》曾经组织到受降的友好访问,访华团团长中岛林一郎就是当年驻扎受降的日本士兵,他为日本军队在杭富公路沿线的破坏感到内疚,并从日本带来樱花树种,种植在富阳鹳山上作为中日世代友好的见证。[7]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蒋中正电令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接收辖区内日本占领区,由于第三战区包括了上海、福建和浙江全部及苏南、皖南等地而兵力不足以接收这些区域,遂又令第三战区只负责浙江地区的受降,受降地点也选定为杭州,宋殿村则被指定为洽降点。[8]之所以选择宋殿村作为洽降的地点,一是因为这里接近钱塘江南岸的中国占领区、方便国军接收,二则是因为受降一带百姓受到日军屠戮最甚。[7]8月20日第三战区制定《第三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被任命为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部主任,率领部队从江西铅山出发前往杭州,准备在杭州与日军洽降。与此同时,日军在8月下旬撤出了宋殿村并依照顾祝同命令在杭州、宁波集结,而顾祝同又在8月30日通过汪精卫政权浙江省政府主席丁默邨向杭州日军长官野地嘉平(汉名舒地嘉)中将传达命令,要求其携带有关日军在闽浙两省的兵力部署及指挥系统的文件,于9月4日18时到富阳与韩德勤接洽受降事宜。9月4日16时30分,中日双方在原先作为日军指挥所的宋殿村宋作梅家中举行洽降仪式。[8]
由于日军在宋殿一带有着不少血债,周围村落的不少村民都赶来见证日军投降的仪式,甚至有人伺机复仇,但是都被国军挡在门外,唯有屋子主人宋作梅在自己家中亲眼见证了受降仪式的细节。受降会场的四周有一圈白布环绕,中间悬挂中、美、英、法、苏等同盟国国旗,一侧布置有圆桌,为中国代表的“受降席”,出席者有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副长官上官云相中将、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罗霞天、浙江省主席行辕主任贺扬灵及长官部参谋长张世希,仪式由参谋长张世希主持;另一侧则为大菜桌,为日本代表的“投降席”,出席者为代表日本驻杭州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的师团代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及其随员达国雄、大谷义一、道佛正红、大下久良、江藤茂榆。[4][7]日方代表抵达会场后,先向中国代表行立正、脱帽、鞠躬的军礼,然后中方代表欠身致意,日方代表才在中方代表的命令下入座,并向中方代表递交了所要求的文件。张世希代表副长官韩德勤向日军发出指示,命令日本军人、侨民分别在杭州的里西湖、旗下一带集合,而日本代表称无法联系到福建厦门的日本海军,因此厦门日军暂时无法投降,于是韩德勤副长官要求日方代表留宿一夜等待上司回复,直到第二日10时才将顾祝同长官给野地嘉平的备忘录转交日方代表,下午即抵达杭州的原中央银行杭州分行,将此地作为在杭州的前进指挥部。[8][3]日军驻杭长官野地嘉平派员到郊外迎接国军,杭州市民则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汽车大游行,热烈庆祝国军入城。[9]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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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上将在南京作为中国方面排名第二的代表参加了9月9日的中国战区投降仪式,其于9月13日从南京抵达杭州后在第三战区司令部向媒体宣布南京受降仪式后不会在杭州举行受降仪式,第三战区所在的浙江便成为中国国内唯一没有举行过大规模受降仪式的地区。[8]正因如此,富阳宋殿的洽降仪式时常被误解为正式的受降仪式,宋作梅在参加过洽降仪式后将自己日军洽降的屋子改名为“受降室”并作记纪念:“日本有史以来最大悲剧之最后一幕,在我家导演完毕,相反地却为我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幕喜剧。因此,我名我的这间屋子曰:“受降室”。入此室者,不要忘记了抗战血和泪交织成的史实。”[10]1946年富阳县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与仙升乡合并更名为受降乡,这也是中国国内唯一以“受降”命名的地方。[3][11][12]由于宋殿村为受降乡的驻地,宋殿村也被俗称为“受降村”,受降乡在1987年改镇的时候曾有过改名的争议,但是当时的地方人大表决保留了原名。[13]2007年富阳市合并乡镇时,一度要撤销受降镇,当地居民为保存“受降”的地名将宋殿村周边的中秋村和大树下村两个行政建制村合并为受降村,2013年受降镇和高桥镇合并,以受降镇的银湖工业区命名为银湖街道,“受降”的地名也通过受降村保留下来。[10][12]杭州地铁受降站得名于受降地名,日军受降旧址在站西北约1公里处。[10]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富阳市人民政府出资25万元修复了“侵浙日军投降仪式旧址和千人坑遗址”(即国道320线两侧的受降厅和千人坑遗址,2015年后统称为“受降厅”[14][15])与浙江人民抗战纪念馆,其中受降厅坐北朝南,泥石木结构,为重檐亭式房屋[16]。当年9月2日,富阳市有关部门在受降厅举办《中华民族的胜利》图片展,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为受降厅展览题词“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受降厅内保留了当年受降仪式的部分原物;千人坑遗址新建一座黑色花岗岩纪念石碑,由前省长李丰平题名“千人坑遗址”,9月2日正式举办了揭碑开展仪式。[17]1996年侵浙日军投降仪式旧址和千人坑遗址相继被命名为富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又被宣布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3年7月,富阳市又投入30万元,不仅翻新了旧有展陈,还新修了停车场、排水系统等配套。[18][4]2005年,被中宣部命名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4]自1995年以来,受降村村民林镇南作为当年受降仪式的见证人一个人看管受降厅,2007年10月林镇南过世后,同样作为见证人的胡来兴老人接手了受降厅的工作一直到2015年。[18][15]

为迎接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富阳市对受降厅旧址、千人坑遗址和纪念馆改扩建,计划将其打造为省级抗战主题纪念馆。经历一年的建设,新的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于2015年9月2日正式启用,并成为“浙江社会各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活动”的主会场,9月3日起对公众开放。[19]纪念馆的入口处为V字形,象征着抗战胜利。[10]受降厅及其地下的纪念馆涵盖了“侵略暴行”、“不屈抗战”、“胜利欢庆”、“接受投降”、“审判战犯”5个板块的展陈,按照从暗到明、从地下到地上的顺序参观,其中受降厅原址重点介绍了日军接收投降和战犯审判的相关内容,纪念馆内有有300多件实物展品。[19][20]离开受降厅后,便进入到纪念馆入口下方的警钟庭,警钟庭之后又有一条越过320国道的人行通道直达千人坑遗址,千人坑遗址的碑文上刻有抗战期间富阳人民的伤亡记录以及被日军杀害的同胞姓名。[10][21][19]2015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2]。展馆及遗址对外免费开放,占地面积4300平方千米,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截至2022年仍是浙江省唯一大型抗战胜利主题纪念馆。[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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