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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汉·沙希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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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汉·沙希迪
بۇرھان شەھىدى
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
任期
1949年12月17日—1955年9月30日
继任赛福鼎·艾则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
中華民國 第9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任期
1948年12月31日—1950年4月11日
前任麥斯武德
继任堯樂博士
个人资料
性别
出生(1894-10-03)1894年10月3日
 俄罗斯帝国喀山省特铁什县
逝世1989年8月27日(1989-08-27)(94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
配偶夏麗法、拉希達

包尔汉·沙希迪維吾爾語بۇرھان شەھىدى‎,拉丁维文:Burhan Shehidi,又译鮑爾漢,1894年10月3日—1989年8月27日),塔塔尔族,祖籍新疆阿克苏温宿,生于俄国喀山省捷秋希县俄语Тетюшский уезд,中国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副国级领导人。曾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協助新疆和平解放

包尔汉(中)在北京颐和园的游艇上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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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与青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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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汉祖籍新疆阿克苏,1894年10月3日出生于俄国喀山省捷秋希县俄语Тетюшский уезд的森林阿克苏村。其高祖帕拉提由于反抗巴依的压迫而受到清军镇压,逃亡俄国,被安置在喀山附近开荒,他们以家乡的名字为村落命名,被俄国认定为鞑靼人(塔塔尔人),他们仍认为自己是维吾尔人

包尔汉的祖父为纤夫,父母均为农民,全家都是文盲。小时候,爷爷把他送到由包尔汉姑父担任教师的经文学校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祖父去世后,他在母亲的支持下出走到喀山,投奔做面粉生意的舅舅,在扎吉德运动创办的知名新式学校“穆罕默迪亚俄语Мухаммадия”继续读书,与多位未来的鞑靼巴什基尔民族运动的活动家是校友。后来由于舅舅无力供养,包尔汉被安排到一所叫“玛阿里夫”(Магариф,意为教育)的出版社当学徒。在这期间,他学会了俄语,阅读了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作家的文学作品[1]

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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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包尔汉的会计和俄语技能被外贸商人司马义阿吉看中,同时他自己也有闯荡中国的想法,于是他到其位于谢米巴拉金斯克的商行中应聘做了店员,一年后,被派驻到位于迪化的分行天兴洋行工作。他在旅行过程中目睹了辛亥革命和哈密铁木耳起义的情况。1914年,他经过申请恢复了中国国籍。 [2]

天兴洋行的业务主要是与新疆的生产者订立预付款的收购合同,到期收购土产,粗加工后贸往俄国。当时,根据1881年中俄签订的《伊犁条约》,俄国商人在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迪化贸易均可免税。同时俄国为了倾销商品,规定出口新疆的商品可享退税优惠,于是俄国商行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控制了北疆的商贸。

在洋行工作期间,包尔汉不仅学习到了商业经营的技能,也接触到共产主义的宣传,开始观察到其中种种不公正的行为。1917年,出于对工时过长的不满,他联合职工向洋行提出每周主麻日休息一天的要求,在俄国领事那里与资方对簿公堂,最终获得了胜利。他也曾保护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躲避俄国领事的抓捕。[3]

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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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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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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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汉在洋行工作期间就与新疆的中国官员多有接触,1920年,杨增新与苏俄政府签订了《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款》,恢复了对俄贸易并开始征收关税,需要通晓汉、俄、维三语的人才。经朋友推荐,包尔汉担任了新疆财政厅兼职关税稽查委员。[4]在塔城调查关税舞弊时,他正直且不动声色的处置方式获得了杨增新的信任,自此经常帮助他处理经济事务,包括向内地转移秘密资产,也为他做翻译等私人工作。[5]

1922年,包尔汉从天兴洋行辞职,担任管理马场的委员,开始全职为新疆政府工作。同时把父母和两个妹妹接到新疆同住。1925年5月,杨增新任命他做新成立的汽车公司的筹备委员兼司机学校的校长,从美国进口汽车,培训驾驶员,开展公路运输服务。1926年起,担任迪化汽车运输总局局长。[6]

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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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包尔汉与自己的好友塔依尔别克、马克苏提、克里木汗、郁文彬(尤尼斯别克)、阿尤甫、沙里福汗及自己的妹夫海达尔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讨论社会议题。[7]同时,他和朋友米尔扎江也与当时被软禁在迪化的阿合买提·凯马尔,一位土耳其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派往中国的教师,编辑发行了《新生活》杂志,秘密出版,发行量约有一百份。[8]包尔汉自己以“昆托厄德”的笔名(كۈنتۇغدى《福乐智慧》的主人公之一国王的名字,意为日出)在在纸上发表文章。杂志主要是面向突厥语群体宣传新思想和新生活方式,也涉及民族发展议题和国际政治,比如当时正在进行的俄国内战。后来杂志因为米尔扎江妻兄的要挟被迫停止了出版。[7]包尔汉自己还另外出版了名为《图兰》的杂志。包尔汉在1929年出国以后,这个小组转由海达尔负责,但他依然经常与到访的小组成员讨论苏联的民族政策。[9]

在20年代,包尔汉还和其他突厥民族知识分子,包括扎克尔·阿卜都西克、奴里丁·阿卜都海拉克、海山·夏库洛夫等人,通过向开明富商筹款的方式,在迪化洋行大寺内建设了一所新式小学。此学校同时还面向哈萨克族开设短期师范班,鼓励其在草原办学。至1925年,学校开始讲授初中课程,在突厥语课程外开设汉语和俄语。此学校亦是少数招收维吾尔女学生(单独授课)的教育机构。[10]

根据包尔汉自己的说法,他组织社会团体只是为了提倡现代生活方式,支持樊耀南改革新疆的弊政,绝无宣传泛突厥主义,发起独立运动的想法。但在凯马尔的回忆中,包尔汉曾经帮软禁中的他捎带俄国寄来的书刊,包括扎吉德运动旗手加斯普林斯基的《译文报》,及穆萨·比格耶夫阿布都拉·托哈依等鞑靼作家的文学作品,并和他探讨突厥民族的前途问题。[8]而包尔汉小组中的许多成员也深度地参与到1930年代的起义和东突厥斯坦建国的过程中。吐鲁番起义的组织者马克苏提就曾传话,希望包尔汉能担任新政权的领导人。[11]郁文彬也担任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包尔汉则是写信劝导自己的朋友,以印度、朝鲜、满洲国为例,说明与中国分裂、成为傀儡国的坏处。[12]

金树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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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内地派来的樊耀南等人刺杀身亡。时任政务厅长的金树仁迅速镇压政变之后,成为了新疆新的掌权者。包尔汉与樊耀南等革新派官员过从甚密,因此受到了金树仁的严密审查和监视,使其感到不安。

1929年9月,金树仁将包尔汉派到德国,为汽车局采购修筑公路的设备,同时考察德国的实业和教育,为限三个月。期间包尔汉为新疆订购了相应的设备和一些武器,并提交了希望购入印刷设备,出版民族语言教科书的报告。三个月之后,金树仁决定在德国开设省级办事处,让包尔汉长驻德国,管理与德国的商贸业务。[13]通过这个渠道,西门子奔驰、图尔勒机器等公司与新疆建立了经贸往来[14]

同时,包尔汉开始学习德文,于1930年夏季考入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1932年以后,金树仁和他的亲信将自己的子女,及一些俄文法政学校的优秀学生,分批派往德国学习军事,由他监管。[15]包尔汉在德留学考察期间,痛心于新疆在工业上的落后,经常对学生表达学习技术的重要。因此,第二批学生在他的鼓励下,全部向金树仁申请转学了工业。[16]

盛世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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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山宣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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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听闻新疆发生战事的包尔汉向金树仁申请回国,于次年1月回到迪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状。其间,他与在吐鲁番、阿山参加起义的好友通信分析形势,再次被金树仁猜忌,被其赶往苏联。然而一个月之后,金树仁就在四·一二政变中下野,盛世才掌握了省政府的权力,派人将包尔汉召回,任命他为阿山宣慰使。

哈密暴动后,阿山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哈萨克族的知识分子和部落首领秘密策划反金活动,掌握伊犁的张培元伺机而动,马仲英在进入新疆后也派遣手下在这里的穆斯林中鼓动反叛、发展势力。1933年6月,包尔汉回到新疆,首先与自己的友人沙里福汗说服哈萨克各部支持盛世才的新政府,随后组织军队,争取苏联和当地蒙古族的支持,与马仲英部下马赫英战斗。不久之后,张培元与马仲英的势力联合,准备联结塔城,合力进攻盛世才。包尔汉通过苏联内线控制塔城的归化军发难,除掉了支持张培元的人物,并随后接洽苏联红军入境,彻底瓦解了张的势力。1934年5月,包尔汉在阿山组织了拥护盛政府的民众委员会,随后返回迪化。[17]

民众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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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任命包尔汉为反帝会总会民众部副部长、设计委员会建设组委员。1935年,包尔汉参与了新疆省第二届民众代表大会的筹备。在大会开始之前,包尔汉和郁文彬以为,金树仁时期为维吾尔族定下的译名“威武尔”不够雅训,于是一起商定把族名修订为“维吾尔”,将之前通行的“畏兀尔”等旧名一并废除。同时他们也一并确定了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兰奇等一众民族的汉语正式译名。[18]

包尔汉同时被任命为裕新土产公司经理。民众代表大会结束后,包尔汉作为土产公司的代表受盛世才之托前往东疆的哈萨克族中招抚。经他提议,在木垒县建立了交易市场,通过向哈萨克族交易紧缺物资的方式与他们建立信任。[19]同时,在任上,包尔汉分别于1935年、1937年代表盛世才与苏联签订了共计七百五十万金卢布的借款合同,以新疆土产作为抵押。土产公司还承担了向苏联进口交通工具、医疗印刷设备等的任务。[20]

牢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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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包尔汉被任命为新疆驻苏联斋桑领事馆领事,次年2月,接到盛世才的命令回省述职,在精河即被逮捕,押送至迪化第二监狱受审。公安管理处的盛方和苏方人员为他安上了“帝国主义的走狗”,“里通外国”,“依靠德国和日本的势力在新疆搞独立的回教国家”等罪名进行审讯。期间,包尔汉在狱中开始着手编纂《维汉俄词典》

1940年春,公安管理处将包尔汉单独关押于迪化第四监狱,令其参与翻译工作,安排他将政府的信件资料翻译为俄文发往苏联,同时也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等翻译为维吾尔文。在这期间,包尔汉利用他向相关部门要来的资料,完成了《维汉俄词典》的修订。在监狱中,包尔汉第一次见到了阿合买提江。但两人当时并不认识。[21]

国民政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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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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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政府任命的省主席吴忠信到任后,包尔汉于1944年11月释放出狱。获释后,包尔汉最初被省政府任命为警务处翻译室的副主任,后受邀任民政厅副厅长。吴忠信认为他“能力精干,办事努力,为汉族以外各族不可多得之人才”。[22]民政厅工作期间,他组织了“民族青年训练班”,宣讲《三民主义》,实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因而被怀疑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联络,被调离职位,就任无实权的迪化专员。[23]

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与东突厥斯坦政府达成了和平协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7月1日,包尔汉成为了新政府的副主席,是仅次于张治中阿合买提江的第三号人物。随即在全疆要进行民主选举,选出县议会和县长。10月开始,包尔汉负责到南疆组织监督选举工作。在当时的南疆,许多旧时代的官僚背靠当地汉、回驻军的支持,贪赃枉法,横行霸道,民怨很深。他们与联合政府对抗,拒不接受省政府派驻和新选举出来的官员。包尔汉在监选过程中鼓励民众以选票与不法行为斗争,并向省政府建议,罢免一些官员。

很快,1947年2月20日,迪化的维吾尔族通过维文会组织游行示威,呼吁省政府罢免贾尼木汗尧乐博斯郝登榜(努日伯克)、周芳刚等官员。省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准备回应游行者的要求。24日,宋希濂等通过汉文会、回文会和哈文会组织了拥护中央政府,质疑三区政府特权的对抗性示威。次日,游行队伍包围省政府,将包尔汉、阿合买提江等人打伤。这就是新疆的“二·二五事件”。4月,包尔汉代表省政府,赴阿勒泰调查民众反对乌斯满就任专员的情况。在报告中,他支持了群众和三区方面的要求。[24]

5月19日,国民政府批准张治中辞任新疆省主席,任命麦斯武德接任。包尔汉此前与阿合买提江一起劝说张治中不要向中央推荐麦斯武德,但意见并未被采纳。为表明态度,6月,他与阿合买提江先后从联合政府引退,到迪化南山小渠子休养,计划去三区政府工作。8月,张治中劝说包尔汉去南京做国务委员,了解中央的情况,同时也意在培养国民党与他的联系,希望未来可以委以重任。[25]1947年9月,他与穆罕默德·伊敏等人一起赴南京参加立宪国大,与蒋介石会面。后与新疆艺术团访问上海及台湾各地。立宪国大结束后,于1948年5月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1947年4月,包尔汉曾兼任新疆学院的院长,1948年6月返回迪化后,被正式任命为院长。期间与伊敏就新疆独立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26][27]但同时也参加阿尔泰出版社举办的达尔乃克活动(意为演讲)。该出版社由艾沙等人发起。包尔汉曾做关于西伯利亚的突厥语民族的讲演。[28]

新疆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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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包尔汉接到即将任命他为新疆省主席的通知,次年1月10日正式上任。[29]就任之后,他很快发布了《告全疆民众书》,撤换了一批麦斯武德、伊敏任命的官员,对省政府进行了改组。在短暂的任期中,他废除了国民政府的金圆券,改用新疆本地发行的银元券,以解决麦斯武德上任以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同时他暗中支持三区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组建的新疆民主同盟、先锋社等组织,并在政府机关中安排共产党方面的人员。[30]

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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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5日,包尔汉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甘、青、新三省长官的会议。期间他与张治中讨论了新疆的前途问题,提醒他要关注军队的动向。[31]7月,包尔汉便开始筹划起义。在一次与国军将领的会议上,他主动挑明自己是亲苏派。不久与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一起,成功说服国军在新疆的军事主官陶峙岳加入起义,并与中国共产党和三区政府取得了联络。9月上旬,中共派邓力群到新疆开展秘密工作,就住在包尔汉的家中。一日,包尔汉得知叶成马呈祥、罗恕人三位国军将领准备在9月20日发动兵变,便让刘孟纯提前一日宴请三人,使兵变计划流产。次日,他令省政府准许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及伊敏艾沙等人出境,为起义消除阻力。[32]

包尔汉于9月19日向毛泽东发去电报通告起义事项。24日,陶峙岳请求包尔汉,军队比政府提前一天发动起义,包尔汉同意。26日,在军队发布通电一日后,新疆省政府发布起义通电。起义之后,包尔汉电促中共火速派兵入疆控制局面,同时他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宣布戒严,控制社会秩序。10月20日,解放军战车团和三区的部队进入迪化。12月9日,三方举行了入城仪式。[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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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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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汉早在喀山读书时就与革命活动有所接触,参加过学校的罢课,十月革命期间也曾在新疆帮助过革命者。1925年,他在担任杨增新的翻译时与苏联领事贝斯特洛夫结识,后者经常主动将一些进步书籍借与包尔汉,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1929年途经莫斯科赴德国考察时,他专门拜访了贝斯特洛夫,从他那里得到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1933年3月在苏联短期停留时,他向贝斯特洛夫表达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向往,并主动向其寻求帮助。贝斯特洛夫将即将到盛世才政府中担任顾问的包国宁(普里豪特卡)介绍给他,让其秘密加入联共,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他又经苏联驻迪化领事认识了当时的新疆反帝会会长,中国共产党员俞秀松,与中共建立了联系。[34]邓力群1949年9月3日发往中央的密电中,引用了苏联方面对包尔汉的评价:“包尔汉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分子,可以成为我们长期的同盟者。他在新疆各民族中都有很高威信,汉族人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他完全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很有能力,俄文、汉文、维吾尔文都很好,是新疆一个最出色的人才。如果在新疆选择省府的负责人,他是最好的一个。”[35]1949年12月27日,由王震徐立清作为介绍人,包尔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6]

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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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包尔汉任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同时,他也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副主席。任职期间,他主持了整顿新疆财政的工作。在农业领域,推行“合理负担”政策,以累进税替代按亩征收,支持中央推动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在商业领域,他花两年时间在新疆统一了货币,并组建国营贸易公司,重新畅通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在行政管理方面,他整顿税收管理,健全预决算审核制度,在中央的帮助下,努力使新疆财政在1954年达到了基本收支平衡。[37]

1952年6月18日,由于王震违反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擅自在牧区发动土改,以及他在新疆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乱捕乱杀问题,中共中央电告包尔汉来京参会讨论。会后,撤掉了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等职务,包尔汉成为新疆分局常委。[38]9月4日,回到新疆的包尔汉作为省主席发表了讲话,重申了党中央对牧区的“三不两利”政策。并与赛福鼎共同发布通告,重申关于镇反运动的宽大政策。[39]

与此同时,包尔汉还兼任新疆学院院长及中苏友好协会新疆分会会长。1950年,面临新疆学院缺乏教师的情况,包尔汉请求内地院校予以支援。面对语言不通的情况,包尔汉要求每天早晨安排一个小时的语言课,汉族教师和民族教师互相学习语言。1952年,学院制定了培养民族师资的规划,要求三年内必须掌握双语教学的能力,选派青年教师到内地进行培训,邀请苏联教师到学院授课和培训教师。期间也组织学者编写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的教科书。1955年,他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新疆学院图书馆。[2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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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在包尔汉主持制定的省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中,就宣布要执行全国政协《共同纲领》提到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1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交由各地讨论,包尔汉参与了传达与学习工作。1952年6月,新疆分局通过了《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计划》,8月22日,成立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包尔汉任主任,任职期间,包尔汉安排筹委会编写了各类宣传材料,及调研和意见征求等工作。 1953年3月,包尔汉与赛福鼎一起到北京,就筹委会拟定的《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向中央报告。中央对此计划表示基本同意,同时提出维吾尔族在民族区域自治中要照顾其他民族等三点意见。[40]其间,还就自治区的定名问题向包尔汉咨询了意见。包尔汉同意继续将“新疆”作为民族自治区的名字。[41]1954年4月,按中央的意见,三区革命所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共同组建哈萨克自治州,维吾尔族干部对此多有不满。包尔汉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讲话,传达中央意见,强调维吾尔族要帮助和照顾新疆其他民族,并欢迎汉族的帮助。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然而此时包尔汉已经调离了新疆。[42]

中央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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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10月28日,包尔汉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195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1954年12月,包尔汉又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由于曾经苏共秘密党员的身份,再加之包尔汉在新疆根基很深,中共对包尔汉并不信任。在第一次与中共领导的谈话中,周恩来就暗示,中共已经对他的苏联背景进行了调查。[43]1955年2月,周恩来邀请包尔汉来京。在北京,他提出希望包尔汉能在中央从事对伊斯兰国家的对外交往工作。包尔汉表示服从党的安排,年底正式调到北京工作。1956年2月~6月,包尔汉率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到埃及等五国访问。之后并未回国,继续率领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参加朝觐,并对沙特等七国进行访问。之后,他也作为中方成员参加了亚非团结大会、裁军和国际合作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国际会议。在国内,他也参与中国声援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活动。[44]

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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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包尔汉奉中央命令回新疆调查伊塔事件,并向中央提交了长篇报告。1964年底,这一活动被人举报为背着党与苏联搞情报活动、企图在新疆搞第二个匈牙利事件,他被称为修正主义在新疆安置的钉子。自此,组织开始对包尔汉进行审查,次年年初审查结束,但未做正式结论。除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外,包尔汉的其他职务全部停止。[45]

1966年5月21日,自治区党委提出要挖“三条黑线”(全国共同的资产阶级的黑线、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黑线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黑线),5月27日至28日,自治区党委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将包尔汉定性为“新疆三条黑线的总根子”。[46]8月中旬,包尔汉被红卫兵抄家,送至中央民族学院批斗。他被逼长时间跪在煤渣上,膝盖因此感染化脓,留下终身病痛。9月2日,他被押送回新疆批斗,与妻子拉希达被关在新疆大学院内的破旧土屋中。1967年底,包尔汉被逮捕,关押于乌鲁木齐水磨沟第一监狱,在狱中,他继续学习马列著作,并创作了诗歌和两部科幻小说。[47]

1975年7月,包尔汉获得释放,与他在新疆的子女住在一起,并受当地公安部门的监管,每周上交思想汇报,每月领取生活费150元。

改革开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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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包尔汉的家属一直向上反映情况。1977年11月,包尔汉获准来到北京治病。1978年2月,包尔汉当选政协委员,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大会,年底改选为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3月,新疆党委撤销了对包尔汉的处理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名誉、工资级别,但他对其中多处仍持保留意见。9月,包尔汉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月,他在全国人大上被选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对扩大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提出了意见。在80年代,他还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会长等名誉职务。[48]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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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23日,包尔汉由于腹痛住院,次日引发了心肌梗死,于27日在北京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于29日举行,同日新华社播发生平,评价其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维吾尔族人民的杰出代表”。30日,在乌鲁木齐按伊斯兰教习俗举行仪式,葬于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

包尔汉1989年2月留有公开的遗嘱,《留给孩子们的话》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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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汉熟练掌握维吾尔语鞑靼语俄语汉语德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多种语言。他在喀山学习时就产生了对突厥语言文化的浓厚兴趣。1914,他在迪化与率队前来中国西北进行语言考察的谢尔盖·叶菲莫维奇·马洛夫相遇,为他的重大发现而感到兴奋。于是在奥伦堡的鞑靼语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马洛夫的学术成果和他发现的“黄头回鹘”(即裕固族)。[49]在盛世才的狱中,他完成了《维汉俄辞典》,出狱后书稿交由南京的出版商出版,但不幸遗失。建国后在中共政府的帮助下书稿重新被找到,并于1953年正式出版。[43]

包尔汉在60年代就开始写作自己的回忆录,关于杨增新和金树仁时期的回忆曾于1964年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80年代他重新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由他口授,中国社科院的工作人员进行记录、整理和初审,提出修改建议,最终由新疆方面作最后审查。回忆录截止到中共建国时,建国后的内容由于个人因素,包尔汉不愿再写。回忆录于1984年出版。[50]包尔汉还曾在1983年4月在《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上发表了自己1948年12月-1949年6月的日记选段。

专著

  • 维汉俄辞典,1953,民族出版社

论文

  • 论阿古柏政权,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 “西伯利亚” 名称的由来,与冯家昇合著,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 哈密维吾尔农奴起义,196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辑,中华书局
  • 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 再论阿古柏政权,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 盛世才在新疆,中俄关系研究会通讯,1980年第1期
  •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79辑

文学作品

  • 火焰山的怒吼(原名“战斗中血的友谊”),1964,上海文艺出版社

回忆录

  • 新疆五十年,1984,文史资料出版社

文集

  • 包尔汉选集,1989,民族出版社

家庭及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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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汉有过两次婚姻,前妻夏力法,出身于富裕家庭,未受过教育,是一位家庭妇女。育有二女二子:长女夏迪亚、长子努热斯提、次女苏友木、次子木拉提。均在新疆生活工作。夏迪亚随丈夫移居阿拉木图;努斯热提在北京读书,解放后曾担任乌鲁木齐首任市长,文革时期被打倒,后任新疆师范大学校长;苏友木留学回国后在在新疆大学任讲师;木拉提在石油学院毕业,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地矿处工作,后任新疆石油学院副院长。

1936年2月,包尔汉与第二位妻子拉希达结婚。拉希达出身贫寒,曾勤工俭学到苏联留学,婚前是一位中学教师。育有三女一子:长女伊利千、次女伊丽苏娅、长子伊力夏提、三女伊丽菲拉。伊利千曾为中学教师,文革后于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语言的研究;伊丽苏娅和伊丽菲拉都是普通工人,后来伊丽苏娅到父亲身边做秘书,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伊力夏提是一位工程师。[51]

包尔汉还有一位养子维吾尔·米努甫。在1947年的二·二五事件中,包尔汉的司机兼警卫员米努甫·赛买提在保护长官时不幸遇害。于是包尔汉将米努甫的儿子收为养子。维吾尔曾在新疆水利厅工作。[52]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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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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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政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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