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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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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艺术（英语：Autistic art）描绘了人类思想的自然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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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多样性（英语：Neurodiversity）典范是指人脑和认知功能的多样性，例如社交、学习、注意力、情绪与心理功能等。[1]该理论主张感官处理、动作能力、社交距离感、社会行为、学习能力、注意力、心境和其他心理功能上的多样性视为人类神经学上的个体差异，并具有潜在的优劣势，而非“疾病”或“异常”[2][3][4]。

神经多样性典范（paradigm）包涵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沟通障碍、读写障碍、书写障碍、动作协调障碍、计算障碍、命名障碍、智能障碍、强迫症、思觉失调症、妥瑞症。神经多样性主张这些状况不应被视为应该治愈的对象。[5]

神经多样性运动始于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并与国际自闭症网络（Autism Network International, ANI）的成立有关。许多促成该运动的交流都源自于自闭症相关会议，特别是由自闭症者主导的静修（Autreat）、笔友通讯，以及Usenet。这框架源自身心障碍权利运动（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并以社会模式身心障碍（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为基础，主张身心障碍部分来自社会障碍（即社会制度带来的偏见、歧视和不平等）与人与环境的不匹配，而不仅是归因于先天缺陷。[6][7] 它透将人类的认知变异置于生物多样性与少数群体的政治脉络中。[8][9][10] 一些神经多样性倡议者与研究者（包括朱迪·辛格（Judy Singer）与派崔克·德怀尔（Patrick Dwyer））认为，神经多样性是介于医疗模式（Medical model）与社会模式身心障碍（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的中间路线。[6][11][12]

神经多元人士（Neurodivergent individuals）在教育、社交生活与职场中面临独特挑战。在职涯发展与高等教育中，无障碍措施与支援计划的成效因人而异。另外，社群媒体的兴起亦提供了一个推广与支持神经多样性的平台，进一步推动了神经多样性运动。[13]

神经多样性也在身心障碍倡议者之间引发争议，特别是对于在医疗模式自闭症的支持者而言。反对者认为它有可能淡化部分身心障碍挑战（例如需要较少支援的身心障碍人士的处境会被误认为代表整体身心障碍人士所面对的挑战，从而使他人更难寻求所需的治疗），[14] 尽管神经多样性呼吁接纳身心障碍，一部分人群依然认为部分障碍仍需要被治愈。[15][16][17][18]

近年来，为回应这些关切，一些神经多样性倡议者与研究者尝试调和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这些观点看似矛盾但也可以部分相容。有些研究者[谁？]提倡混合或整合神经多样性取径以及基于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即当代西方医学主流的医学模型）的疗法或科学进展。例如教授功能性沟通（无论是言语或非言语交际），处理自伤行为或神经多元人士伴随的焦虑与忧郁等共病状况。[19][20][21][22]

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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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一词最早于1998年由美国记者哈维·布卢姆（Harvey Blume）在一篇文章中提出，[23]为“神经学的多样性”（neurological diversity）的混成词。这一概念早在1996年已于InLv等线上社群中出现，用来描述人类神经表达的自然多样性。[7] 同年，该词也出现在朱迪·辛格（Judy Singer）的社会学荣誉论文中，[24][25] 她的研究受到布卢姆等人参与的独立生活（independent living，即倡议身心障碍自主生活）邮件群组讨论启发。[26] 辛格自称自己“很可能属于自闭症谱系”。[24]

布卢姆是运动的早期倡导者之一，他预测了网络在推动国际神经多样性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27] 他在1997年6月30日的《纽约时报》文章中，用“神经多元”（neurological pluralism）一词来描述神经多样性的基础。[28] 一些作者[29] 也将自闭症倡导者吉姆·辛克莱（Jim Sinclair）的早期工作视为运动的基础。他在1993年的演讲《不要为我们哀悼》（Don't Mourn For Us）强调自闭症是一种存在方式（way of being），并指出“无法将人与自闭症分开”。[30]

神经多样性运动主要源于网络互动。网络设计的特性恰好符合许多自闭者的需求。[31] 人们透电邮清单Listserv与IRC交流。在神经多样性运动早期，一些组织网站如Autistics.Org[32][33] 和Autistic People Against Neuroleptic Abuse（“反对镇静剂滥用的自闭症人士”）等开始出现。[34][35] 其核心原则包括：倡导所有脑部障碍者的权利与自主，尤其是自闭症人士。运动早期的主要争论集中在谁才是自闭症的真正专家、自闭症的成因、哪些疗法是合适的，以及谁有资格自称为自闭症人士。[36] 2000年代，出现了如Mel Baggs（梅尔·巴格斯）的《Ballastexistenz》[37] 和凯文·利奇（Kevin Leitch）的《左脑右脑》（Left Brain Right Brain）[38]等部落格。自闭症自我倡导网络（Autistic Self Advocacy Network, ASAN）由阿里·尼曼（Ari Ne'eman）与史考特·罗伯逊（Scott Robertson）创立，使神经多样性运动与更广泛的身心障碍权利运动（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接轨。ASAN发起的“勒索字条广告”行动（Ransom Notes Campaign）[39][40] 成功迫使纽约大学儿童研究中心撤下以勒索儿童字条比喻自闭症的污名化广告，这被视为运动的重要转折点。[41]

之后，运动进一步发展，2010年代初期成立了更多组织，如“自闭症女性与非二元网络”（Autistic Women & Nonbinary Network）[42] 与“思考者的自闭症指南”（The Thinking Person's Guide to Autism）。[43] 更多自闭症人士也被任命至如跨机构自闭症协调委员会（Interagency Autism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与国家残疾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Disability）等美国联邦咨询机构。另有如针对罗滕伯格法官中心（Judge Rotenberg Center）使用厌恶性治疗的#StopTheShock运动抗议，以及多次反对自闭症之声（Autism Speaks）的行动。2010年代，亦出现了许多“快闪部落格”（flashblogs）[44][45] 以支持各种倡议。年度活动如“身心障碍哀悼日”（Disability Day of Mourning）[46] 和“自闭症人士发声日”（Autistics Speaking Day）[47] 也逐渐形成。

达米安·米尔顿（Damian Milton）指出，尼克·沃克（Nick Walker）在2014年曾尝试区分“神经多样性”、“神经多样性运动”与“神经多样性典范”。沃克认为神经多样性意指“每个人的大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独特的”。她将运动定义为一种权利运动，而典范则是更广泛的多样性、文化建构与社会动态讨论。[48][49]

在神经多样性的讨论中常常会会提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哪些传统上被视为疾病的神经差异应该去病理化并免于被消除？[49] 自闭症倡导者尼克·沃克建议保留“如自闭症般，属于先天或大部分先天的神经差异”，而如癫痫或创伤性脑损伤等，则可以在不改变个人本质的情况下被移除，因为这些并非普遍地与个人的人格或世界观相连。[49]

科学辩论、研究发现与以神经多样性为基础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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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以及许多挑战自闭症领域传统知识与实践的相关研究成果已逐渐在许多科学界和专业社群中获得重视，[50][51] 他们认为自闭症研究者有时过于倾向将差异诠释为缺陷。[51][52][53]

另有观点认为，试图减少或抑制某些自闭症特征（例如不会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某些自我刺激行为（stimming），或特别兴趣），或强加神经典型（neurotypical）的社交行为（如眼神接触、肢体语言）于自闭症人士，在伦理与实际运作层面上皆存在风险。[54][55][56]研究者与倡议者对此表示担忧，因为多项最新研究与系统性综述指出，更高程度的自闭症伪装（masking）、蒙混（passing）成神经典型，或隐藏自闭症特征，通常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相关，包括忧郁症、临床焦虑与自杀倾向，这一现象在不同年龄层（儿童、青少年、成人）及不同地区或文化皆有。

自闭症的描述性陈述
障碍（Disordered） 内在身心障碍（Intrinsic disability） 内在损伤（Intrinsic impairment） 社会决定论（Social determinism） 超能力（Superpower）
自闭症是一种障碍 身心障碍是个体内在的 损伤是个体内在的 身心障碍是因社会未能提供适应而产生 自闭症主要是正面特征，几乎没有负面影响
社会模型[57] 不表态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神经多样性运动[58][59]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意见不一[60]
医学病理典范[61] 同意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基于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的心理教育与较高的污名化有关。[62] 另一项研究发现，支持神经多元人士“正常化”与“治愈”（某些医学模式的核心目标）与更高程度的污名化相关。[63] 同样地，一些研究人员与倡议者也认为医疗化取向（即视神经差异为病理障碍）可能助长社会污名与健全主义（ableism，即偏好健全人士），[64][65] 长久以来，缺陷医学模式（即单凭身心缺陷以判断人是否有身心障碍）所导向的自闭症生物学研究与自闭症社群本身的所着重的优先事项亦相互矛盾。[66][67][68][69]

神经多样性典范在自闭症倡议中亦具有争议性。 一种普遍的批评是，即便社会能完全包容与接纳自闭症人士，自闭症人士中需要较高支援的人仍会面临许多挑战。部分神经多样性典范的批评者（例如需要照护此类自闭症人士的家庭成员）认为该典范可能会忽视或淡化这些挑战。[6] 作为回应，有人指出神经多样性并不否认身心障碍与支援需求，[6] 而且缺乏某些能力或需要支援本身并非天生“坏事”，因为“正常功能”的定义在不同文化与经济环境中会有所不同，[70] 且具有历史偶然性（historically contingent，即某独立、不能预估的事件是建基于先前历史、环境、随机性等的交集）；在某些文化中，类似“我的孩子能否独立生活？”或“我死后谁会照顾我的孩子？”的问题并不会出现，因为社区的其他成员会自然而然地提供支持。[71]

关于自闭症的规范性陈述
参与式疗法（Participatory interventions） 融合式疗法（Integrationary interventions） 环境调整（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s） 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
疗法应优先考量自闭症人士本人认为重要的成果 疗法应赋予自闭症人士使其更接近物种常态的技能 应调整自闭症人士的环境以更符合其需求 自闭症研究的每一阶段都应纳入自闭症人士的意见
社会模式[57]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神经多样性运动[58][59] 同意 意见不一 同意 同意
医学病理典范[61] 不同意 同意

一些学者指出，神经多样性运动与演化精神医学和演化心理学之间存在交集。《自闭症研究》（Autism Research）于2024年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认为，演化精神医学在某些情境下可以透过将特定神经认知特质视为人类变异的一部分，亦在临床处理或基于权利的倡议上保持中立，从而支持神经多样性的目标。[72] 相关的精神医学期刊评论亦鼓励在神经多样性观点的基础上，谨慎评估自闭症的进化论解释。[73]

自闭症倡导者兼研究者阿里·尼曼（Ari Ne'eman）则提出一种基于特质的取径：医学（或病理）模式可应用于治疗本质上有害的特质、行为或共病（如自伤行为、癫痫或其他健康问题），而神经多样性取径则可应用于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并行存在的非有害或有时具有适应性的自闭症特质（如不导致自伤的部分自我刺激行为、特别兴趣（special interests））。[74][75]一些神经多样性研究者，以及自闭症人士、倡导者和学者，主张在实务中结合神经多样性取径与生物医学研究与方法。[76][77]

近年来，研究人员、各类支援服务提供者与神经多元人士，倡导更多以神经多样性为基础的介入方式。不仅有新型治疗策略的发展，也包括现有策略（如社交技巧训练、应用行为分析（ABA）介入、职能治疗）的改进或改革。这些改进受到自闭症人士的经验、优势、兴趣、偏好与回馈，以及神经多样性观点与研究结果启发，并已有一些积极效果的证据。[78][79][80][81] 此外，一些研究人员与倡议者也呼吁推动更多以神经多样性为核心的心理教育与去污名化方法。[82][83][84][85]

神经多元人士与神经典型／神经顺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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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西亚内·阿萨苏马苏（Kassiane Asasumasu）（于2000年创造此术语）的说法，神经多元（neurodivergent）人士指的是“其神经认知功能在多方面偏离主流社会规范的人”。[49] 她强调该术语不应用来排除人群，而是为了纳入更多，[86] 因此她打算让该术语适用于各类人群，[49][87][88] 而不仅仅是具有神经发展差异（如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读写障碍）的人。它也常被用作一个总括性术语，用来描述具有非典型（atypical）心理与行为障碍的人，例如患有情绪、[89]人格、[90] 以及饮食失调障碍的人士。[91] 然而，具有非认知性神经疾病的人，例如脑性麻痹、巴金森氏症和多发性硬化症，通常被排除在外。[92]

在神经多样性框架下，这些差异常被称为“神经多元”（neurodivergences），以此远基于离医疗模式（medical model）下的身心障碍定义（在神经多样性社群中有时被称为“病理学典范”（pathology paradigm）[93]）。此术语为倡议者提供了一种方式以争取具有非典型神经认知功能者（包括自闭者与非自闭者）的更多权利与可及性（accessibility）。[94]

神经典型（neurotypical，neurologically typical的缩写，有时简称NT）是一个在神经多样性运动中广泛使用的新词，，用来指称其神经型态（neurotype）符合社会“常规”思维模式的人。换言之，神经典型指的是任何非自闭症，且没有 ADHD、读写障碍、焦虑症或其他被视为神经多元的人士。[95][96][97] 此术语已被神经多样性运动以及部分科学界所采纳。[98][99]

神经科学作家莫·科斯坦迪（Mo Costandi）认为“神经典型”等术语在神经科学中并无实际用途，[100] 然而包括乌塔·弗里斯（Uta Frith）和弗朗西斯卡·哈佩（Francesca Happé）在内的学者则经常使用该词汇。[101] 金妮·拉塞尔（Ginny Russell）指出，自闭与非自闭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双峰分布，因为许多非自闭症人士也具有部分自闭特质。[102] 另一种批评认为“神经典型”本身是一个可疑的建构（construct），因为没有人能被视为真正的神经典型。[102]尼克·沃克（Nick Walker）指出这种批评是对术语的误解，因为“神经典型”仅用来描述那些能够不费太多力气就适应社会规范的人，而非暗示所有神经典型人士的大脑完全相同。[103]

早期的定义将神经典型人士描述为非自闭症人士。[104][105] “NT”一词的早期使用往往带有讽刺意味，例如“神经典型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Neurologically Typical），[33][23] 不过该词后来也被神经多样性运动采用，并逐渐被正式使用。[106]

由于“神经典型”等术语的一些缺陷（例如其潜在假设神经多元经验是一种异常，即“非典型”），越来越多的神经多样性倡议者更倾向于使用“神经顺应”（neuroconforming）等术语。[107] 另一个常用词汇是“非自闭”（allistic）。[108]

双重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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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人士与非自闭症人士都可能难以彼此产生同理心。由于互动中的双方在理解与同理上都存在困难，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双重同理困境”。[109]

“双重同理困境”理论（Double empathy problem）认为，自闭症人士并非如病理学观点常假设的那样天生缺乏同理心，而是因为大多数自闭症人士在理解与同理非自闭症人士时存在困难；同样地，大多数非自闭症人士也缺乏对自闭症人士的理解与同理。该理论最初由自闭症学者达米安·米尔顿（Damian Milton）于2012年提出。[110] 主张自闭症人士与非自闭症人士的特质与经验差异过大，以致于难以理解彼此的思维并互相产生同理；例如，非自闭症人士可能无法理解自闭症人士在过度刺激下的困境。[111]

在2010年代与2020年代，越来越多研究支持“双重同理困境”及相关的双向社会互动概念。[112][113][114] 一项比较自闭症群体、非自闭症群体与混合群体之间对话与社交的研究发现，自闭症人士在与其他自闭症人士互动时更能建立融洽关系，其程度与纯非自闭症群体相当，但在与非自闭症人士互动时则较困难。[115] 另一项于 2024年发表的系统性综述则指出，大多数自闭症人士在与其他自闭症人士互动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交沟通经验，并且自闭症人士之间的互动也与多个领域的生活品质提升有关，包括心理健康与情绪福祉。[113]

“双重同理困境”理论暗示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方能让双方更容易产生同理，但透过更平等的接触，以及基于神经多样性肯定的方式来增进大众对自闭症人士的理解与同理仍然是值得努力的方向。[84] 该理论的优势在于指出大多数人对不同神经型态（neurotype）者产生同理的困难，从而减少将自闭症人士病理化的倾向。它也能帮助神经典型人士更好地理解神经多元人士的思维与同理方式，并认识到自己在对自闭症人士同理上的局限。[116]贾斯瓦尔（Jaswal）与阿赫塔尔（Akhtar）（2019）则指出，“缺乏社交兴趣”与“看似缺乏社交兴趣”之间存在差异，并挑战了既往有关于社交动机不足的假设。例如，有自闭症人士表示避免眼神接触能帮助他们在谈话中更专注，因此不应被解读为缺乏社交兴趣。[117]

神经多样性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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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多样性Lite（neurodiversity lite）常用来描述一种随着神经多样性进入主流讨论而出现的“削弱版”典范。[118][119] 该词用来指以神经多样性语言来强调差异是一种无害或潮流的人类多样性，但批评者认为这些应用省略了神经多样性的本质是建基于身心障碍权利及对健全主义（ableism）的结构性批判上。[60]

在这种框架下，像是自闭症和ADHD等情况，经常被赋予正面特质（或称“超能力”），包括创造力、细节注意力、过度专注（hyperfocus）或非常规问题解决能力。[120] 这种观点与去污名、提升自我接纳及促进职场上认可神经多样性优势的措施相关联。[121]

评论者也指出该概念的局限性。批评者认为，它可能过度强调特殊能力，同时淡化了需要高度支援、智力障碍或语言能力有限者所面临的障碍。[60][122][123] 这种趋势在企业及媒体话语中尤为明显，神经多元常被描绘为“超能力”，与生产力和创新挂钩，并经常将自闭症人士描绘为理工（STEM）领域的理想员工。[124] 批评者认为，这种描绘突出了那些在神经典型环境中几乎不需支援就能成功的人，同时忽视了需要更多支援的神经多元人士。[125]

学者建议，神经多样性Lite可能透过强调企业所重视的特质，例如技术能力或问题解决能力，促进形式上的包容，但却未解决可及性（accessibility）或制度性障碍问题。[126] 一些评论者认为，这种用法将神经多样性从以权利与正义为导向的典范，转变为一种品牌策略。[60]

身心障碍权利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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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自闭症权利运动

神经多样性典范最初由自闭症群体发展并接受。[127][128] 但该概念也已被应用于其他情况，如注意力缺陷过动症（ADHD）、发展性语言障碍、阅读障碍、书写障碍、动作协调困难、[129] 计算障碍、命名困难、智力障碍、强迫症、妥瑞症、[130] 精神分裂症、[12][131] 双相情感障碍、[132] 分裂情感性障碍，以及较具争议性的个性障碍，如反社会人格障碍。[133]

神经多样性倡议者及组织如自闭症自我倡导网络（Autistic Self Advocacy Network, ASAN）不赞同使用医疗干预来消除那些与人格及世界感知密切相关的神经发展差异（如自闭症）。[134][135] 相反地，他们推广包括包容性服务、支援措施、沟通及辅助技术、职业训练以及独立生活支持等系统。[136][134] 目的是让个人获得尊重人类多样性的支援，并感受到能自由表达自我。其他形式的干预可能会使他们觉得被强迫适应社会规范，或符合行为或临床标准。[137]

神经多样性倡导者努力在社会中重新概念化自闭症及相关状况，承认神经差异不需要被“治愈”，因为像自闭症这样的差异无处不在，移除一个人的“自闭症部分”与以不同的人替代该自闭症人士无异。[12]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将语言从“疾病、病症、障碍或失能”的称谓转变，拓展对健康或独立生活的理解，承认新的自主类型，并赋予神经多元个体更多对治疗介入的控制，包括介入类型、时间，以及是否需要干预。

神经多样性符号，一个彩虹无限符号，象征人脑的多样性。

倡议者如詹妮弗·怀特·约翰逊（Jennifer White-Johnson）正协助提升神经多样性运动的能见度，创造包括“black power fist”与无限符号组合的抗议与识别符号。[138]

2009年的一项研究[139] 将27 具有自闭症、阅读障碍、发展性协调障碍、注意力缺陷过动症，以及中风经历的学生，分为两种自我观点类别：“差异观点”——即将神经多元视为包含优势与劣势的差异；或“医疗／缺陷观点”——即将神经多元视为不利的医学状况。研究发现，虽然所有学生皆回报在学校历程中普遍面临排斥、虐待与霸凌，但采取“差异观点”的学生（占研究群体的 41%）表现出更高的学术自尊与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且其中许多人（73%）展现出相当大的职涯抱负，并拥有积极而明确的目标。[139] 许多学生表示，他们是透过在网络支持团体中与神经多样性倡导者接触，而形成了这种自我观点。[139]

2013年的一项旨在评估对自闭症与神经多样性概念的线上调查显示，将自闭症视为“差异”而非“缺陷”在发展上具有正面益处，并能“超越在‘赞扬差异’与‘改善缺陷’之间的伪二分法”。[140]

神经多样性倡导者约翰·埃尔德·罗宾逊（John Elder Robison）主张神经多元所带来的障碍与优势可能是不可分割的。他指出：“当99个神经结构相同的人无法解决某个问题时，往往是那1%与众不同的人握有关键。然而，那个人可能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身心障碍或劣势状态。对神经多样性支持者而言，人们之所以处于障碍状态，是因为他们位于正态分布曲线（bell curve / normal distribution）的边缘，而不是因为他们生病或有缺陷。”[141]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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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模型被用来理解身心障碍。其中一种是医学模式身心障碍（medical model of disability），该模式认为人需要被治疗或治愈。[142] 另一种模型是社会模式身心障碍（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该模式强调社会如何对待身心障碍人士。[142] 在社会模式而言，神经多元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经验部分受到其他学生与学校本身态度的影响。[143]

神经多元学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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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多元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情感经验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身心障碍的类型、需求支援的程度，以及学生能否获得资源和支援措施。[143] 一个常见的困难是维持社交关系，这可能导致孤独、焦虑和忧郁症。[143] 进入高等教育的过渡期，以及大学带来的责任与工作需求，往往也增加了压力与挑战。[143] 许多神经多元学生发现自己需要额外的支持。[143] 在学术方面，他们可能在学习、管控功能、课堂或小组工作中的同侪互动，以及其他影响表现与成功的领域遇到挑战。[143] 然而，部分学生也可能认为差异是一种优势，并且是他们作为成年人新社会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143]

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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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典型课程与形式可能对神经多元学生构成挑战，而教职员缺乏支持与弹性则会进一步使大学经验更加困难。[143] 因此，披露身心障碍的学生可获得合理调整。[143] 不过，这些调整往往着重于学业，而较少关注神经多元学生在大学生活中面临的各种挑战。[143] 例如，他们也需要非学术支持，例如社交导师计划（social mentorships）与基于其优势的介入措施，以帮助他们在校园的社交生活。[143] 同样地，针对神经多元学生的职涯准备也相当缺乏。尽管有支持性就业（supported employment）等计划帮助神经多元人士寻找与获得工作，但许多学校不配备这些计划，这让他们更难找到切实可行的职涯方向。[142] 另一个需要考量的面向是透过普及学习设计（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在学习或公共空间中融入能够照顾所有学生（包括神经多元人士）的设计。[144]

根据2023年的一篇文章，近年大学与高等教育机构对神经多元人士展现更多的包容性。包容性的环境能够提升自主性，进而促进学生之间的善意与理解。[145] 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咨商与支援服务给学生。然而，神经多元学生面临特定挑战，影响其持续获得支援与照顾的能力。此外，咨商与支援服务也因资金、人员与专业不足而难以充分支持神经多元学生。整体而言，这些服务对某些学生有效，但对其他人则不然。[143]

纳赫曼（Nachman）与同侪检视了多篇由社区学院发表的文章，并发现它们在理解与分类“身心障碍”学生与“非身心障碍”学生时存在一些差异。他们发现这些文章普遍试图使身心障碍正常化，并且大多数文章划分了典型与非典型学习者及其潜在学术成就之间的明显界线。纳赫曼也发现许多文章显示神经多元学生缺乏选择权，他们在学术选择与课堂管理上几乎没有发言权。[146]

职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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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多元人士在申请与面试工作职缺时常会面临偏见。[147] 具体而言，神经多元人士的社交互动方式常被拿来与神经典型人士比较，这可能会影响他们获得职位的机会。[147] 对神经多元的污名化（尤其是针对自闭症人士）以及在社交情境中的认知挑战，可能会妨碍其在传统面试中的表现。[148] 像“专家”（Specialisterne）这样的组织致力于发挥神经多元员工在职场上的特殊技能，例如图形辨识、偏差检测、细节注意、分析性思维和专注力─。同时也教育企业如何支持神经多元员工。[149][150][151]

在一份将发展性读写障碍视为“神经多样性的表现”的系统性综述中指出，神经多样性在职场中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的概念，因此社交支持与职场调整措施仍相当有限。[152] 此外，另一份针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成人的药物治疗与药物与心理社会结合介入的系统性综述发现，基于职场的介入研究非常有限，并建议需要更多研究以找出在职场中支持神经多元员工的最佳方式。[153]

兵役与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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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国的军事政策将自闭症人士排除在服役之外，神经多样性倡议者认为这是一种歧视。[154]

在美国，国防部正式禁止所有自闭症人士加入军队。然而，若一名士兵在现役期间被诊断为自闭症，仍可继续服役。这使得许多人选择隐瞒诊断，因为他们担心会危及职涯。倡议者如科特妮·温鲍姆（Cortney Weinbaum）主张军队应该拥抱神经多样性以提升国家安全，并批评美国政府将神经多元人士归类为身心障碍是错误的。他们建议进行系统改革，包括提供调整措施、更新职务说明、以及培训人员。[155]

在瑞典，排除自闭症人士服役的政策引发了法律挑战。虽然瑞典已修改规定，允许部分轻度ADHD 患者服役，但仍严格排除自闭症人士。这导致神经多样性倡议者提出多起诉讼，认为该政策具歧视性。艾瑞克·芬恩（Erik Fenn）最初因自闭症诊断而被拒绝入伍，他成功起诉政府并被认定符合征兵资格。截至2025年初，Fenn 已服役，而瑞典军方现正面临多起关于其排他性政策的诉讼。[156]

社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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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体平台本身技术的改变，神经多样性运动在媒体上的代表性亦逐渐增加。[136] 各种社群媒体网站最近新增了文字选项，让身心障碍使用者能以更便利的方式进行沟通、娱乐与分享。[136]社群媒体对神经多元社群具有双重效益：一方面能推广认知并引领神经多样性运动，另一方面也能让社群成员彼此建立连结。[157][158]

社群媒体作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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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平台让具有相似背景的个体能彼此连结，并在其中找到支持的社群。[157]线上网络与互动使使用者能自行决定交往的舒适度，掌控与他人的关系。对神经多元社群而言，社群媒体已被证明是一项建立关系的重要工具，特别对那些在社交场合感到困难的人更是如此。[159] 透过连结神经多元使用者，媒体平台提供“安全空间”（safe spaces）以利建立人际关系。[159] 部分媒体开发者甚至推出了如“Blausm”这类专为神经多元使用者与家庭设计的平台。[160][161]

社群媒体作为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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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体也让使用者能推广神经多样性运动。[162]对心理状况的认知提升已被证实能增加正确资讯的传播量。[162] 社群媒体的资讯扩散能教育大众关于神经多样性运动，理解如自闭症等身心障碍，并过滤错误资讯。[158]透过分享神经多元人士、的第一手经验，社群媒体能教育社会并减少污名化。然而，对神经多样性的负面描绘仍可能对社群成员产生不利影响。[162][163]

透过社群媒体提升的认知与接纳，能使更多人自我认同为神经多元人士。[164] 一般而言，精神医学并不鼓励自我诊断（self-diagnosis），因为其正确率通常低于专业评估，且可能被认为将困难淡化成一种“时尚标签”。[164] 不过罗伯特·查普曼（Robert Chapman）指出，专业的自闭症评估往往忽视非白人、非顺性别男性儿童的经验，他认为自我认同并非出于“追随潮流”，而是为了帮助个人理解自己的优势与挑战。[165] 苏·弗莱彻·沃森（Sue Fletcher-Watson）则主张，自闭症不应被分类为“疾病”，且诊断后也不应有任何治疗措施，因此自闭症人士应有自主权将自己认同为自闭症，借此摆脱医疗专业对自闭症定义及决定谁属于自闭症社群的权力。[166] 一组研究人员甚至开发了自闭症人士的初步自我报告问卷。[167]

媒体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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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神经多元社群的代表性因社群媒体平台而有所提升，但这些社群媒体使用者往往仍遭受批评与误解。[168] 社群媒体并未完全消除限制神经多元人士参与的社会障碍。一些人表示，他们必须迎合大众对身心障碍的主流看法，才能被视为“真实”（authentic）的使用者。[168] 这样的情况间接让神经多元使用者更难发展自己的平台。[168][169] 非身心障碍使用者透过刻板印象来判断神经多元人士的“真实性”，显示神经多样性运动尚未真正实现其包容的目标。[168]

临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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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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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已开始承认其员工中的神经多元。[170][171] 越来越多围绕倡导和同侪支持的团体建立以针对那些认同自己属于神经多元的医疗和保健专业人员，例如由玛丽·多尔蒂医师（Mary Doherty）创立的“国际自闭医师组织”（Autistic Doctors International）。[170] 另一种方法是为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医学生和医师实施“五分钟影片摘要”（5MVS）。[171] 该方法由一位具吸引力的讲者透过简短的PowerPoint简报，录制五分钟的影片摘要，将关于ADHD的科学文章重点透过视讯会议技术呈现。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教育工具能帮助患有ADHD的医学生与医师获取科学文章的相关资讯，改善其在注意力不足、冲动或过度活跃上的挑战，并提升他们在医疗工作中发展批判性评读能力的表现。[171]

同样地，医疗保健系统也可能因雇用神经多元个体而受益，借由其独特视角改善对病人的照护。[172] 一些医疗人员认为，邀请神经多元人士加入病人咨询团体或聘用他们为员工，是迈向接纳与融入职场的关键步骤。神经多元人士的独特优势，可能对于医疗体系的创新与改进至关重要。[172] 此方面的推动例子之一是“史丹佛神经多样性计划”（Stanford Neurodiversity Project），其目标之一便是发掘神经多元人士的长处，并善用他们的才能来提升社会创新与生产力，包括医疗与医学领域。[173]

神经多样性近来也被视为英国神经发展诊所中新的工作模式。[174] 英国朴茨茅斯（Portsmouth）的研究团队建立了一种协助神经多元人士的方法，称为PANDA（Portsmouth Alliance Neurodiversity Approach，朴茨茅斯联盟神经多样性方法）。此方法可能有助于医疗与保健专业人员促进对于儿童的理解、沟通与早期支持，协助那些可能自我认同为神经多元的孩子。[174]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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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神经多样性及其在治疗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成为核心焦点。许多治疗师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一直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心理治疗框架，以适合神经多元人士。[175][176] 其中一个例子是“神经多元知情治疗”（neurodivergence-informed therapy），该方法将功能失调重新诠释为社会间的互联性，而非单纯的个人问题，并主张在神经多元社群中推广接纳与自豪，同时推动治疗师在面对神经多元个体的知识与教育时保持谦逊。[175] 类似地，“肯定神经多样性治疗”（neurodiversity-affirming therapy）则支持神经多元人士的差异，而非将其视为需要消除的问题，并提供方法协助其面对困难的领域，同时尊重并欣赏其需求与优势。[176]

针对神经多元社群的治疗计划与介入措施也正受到研究。[177][178] 自决（Self-determination）计划已被发现能协助神经多元人士达成人生目标，且参与者普遍认为此计划“适切、可接受且可行”。[177] 此外，针对神经多元人士的知觉决策研究（例如眼动追踪、纵向资料、运算模型等）亦正在进行，以探讨其对治疗环境的潜在影响。[178]

另一种针对神经多元人士的治疗介入是“自然发展行为介入”（Naturalistic Developmental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NDBIs）。[80] 研究显示，NDBIs对语言与社交沟通具有正面影响，同时尊重个体的需求与自主性。此方法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让神经多元人士自身参与介入目标、程序与结果的制定，借此提升其接受度、实用性与有效性。[80]

除了来自神经多样性倡导者对肯定型治疗的支持外，也有关于某些方法（如应用行为分析，ABA）的争议。神经多元人士与倡议人士常强调，这些介入往往旨在强迫符合社会期望，而非真正回应接受者的需求。[179] 虽然大量研究支持ABA在认知与行为成果上的效益，但山斑（Sandbank）等人的一项综合分析对此提出挑战。[180] 此外，亦有人关注该疗法对长期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用于判断社会效度的测量方式是否合适。除了神经多元社群内部的倡导者外，一些行为分析师也开始在神经多样性框架下重新思考此类疗法的角色。[181][179]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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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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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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