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现代日本标准语发展史

现代日本标准语是一个日本官方规范过的标准语言，法律、教育、新闻主播规定皆是使用标准语，其前身是由明治末期来自东京方言中山手一带的变体，在日本尚未将东京视为首都以前各地区域自成一国，近300个藩国彼此间并没有能互通的共同语言，直到明治维新创设标准语，并且在语言政策上发动标准语励行、方言扑灭运动等重大社会运动，经过一个世纪的同质化努力，最终将原本言语不通的日本诸列岛，改变成为现在以日本标准语为主要语言的社会，被日本政府视为能成功进入现代国家的重大原因之一。本条目描述现代日本语标准的创建与发展过程。

发展

江户时代

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1603-1868），不存在官方标准语言，沟通手法也因人而异，难以捉摸，直到江户末期与明治初期的日本都还没有所谓标准语的概念，明治以前的日本是一个有将近300藩国语言的国度，在朝廷、民间、诸国各藩使用的语言都不同，彼此无法顺利无法沟通，而且当时日本诸国“言文不一致”，口语无法成为书写写语言，加上各藩国人民与武士只认同自己的藩主，对当时人来看，其他藩国都是外国，跟自己毫无关系。

不只是各地区的人无法简单交流，当时的“言文不一致”的情形不只表现在各地方的语言外，还表现在各阶层的用语也不一致，这些世代相袭的不同身份者往往不会使用对方的语言，由于各地的地区方言与阶级性方言的差异极大，造成不同的社会群体间难以对话。

由于语言差异大，当时在各地旅行都需要寻求当地通译，地理学家吉川古轩在东游札记中记载

无论男女，语皆不解，所不解者十之二三，藩(领)主使通城下事之二三人随侍巡见使，又因南部之语难解，另使二通译相随，遇通译亦不可解之时，人皆大笑。

当时人们只能透过谣曲(能剧使用的脚本)或书面语(汉字)沟通，遇到不能沟通则书写汉字或找专门的通城下事来沟通，而不能由庶民直接沟通，不过在一些情形下各地宿屋的老板本身也会充当通译的角色

现代人们很可能认为所谓的幕府所在的江户语言是一种通用语言，但在江户时代，这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但即使在江户内，德川将军讲的是骏河语，而各地大名也住在各自的武家屋福中，常常都是使用自己地区的语言对话，在江户也有武士用的语言与庶民用的语言，吉原等风月场所或贱民居住的地方又使用不同的语言，各个阶层的用语不同。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方言字典都将当地词汇“翻译”成京都语，而不是人们所期望的江户语。1775年，武藏国诗人越谷吾山编纂《佛居书语》时，才出现了以江户话为基础的主要方言字典。即便如此，越谷吾山也将许多词条翻译成大阪语和京都语的对应发音，并提倡京都发音为最理想的发音。可以说，京都话保留了其古典声望，而江户语则可以声称具有政治效用，但并不是现代人想像的那样具有广泛性。

贝原益轩笃信在梳理日本各种药用植物并将其纳入 1709 年《大和本草》药理学目录时发现，“这里(指日本)的各国都有自己的产品和独特的语言， 因此，任何一件事物都可以有多个名称。往四个方向可以发现，同名的东西很少。”。 此外，当时各藩国人民都不会学习其他藩国的语言，能够对话如流的商人甚至可能被视为细作，戊辰战争时萨摩长州无法对话，在谈判时也因为无法对话而需要找翻译

即使是像最后一位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那样的精英，在面对地区差异时也只能摸不著头脑。他在回忆说道：“我曾经在一次与萨摩的人会面时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时光，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无法理解他的意思…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一点也不理解他说的意思…肥后人几乎和萨摩人一样，难以理解，还有很多我无法理解。”

明治维新初期

在明治时代初期，在现代日本范围内并没有一种通用的语言，即今天所使用的日本标准语存在，由于各地都使用不同的语言。不仅如此，同一个假名，各地对应的音也不同，“言文不一致”的现象也导致口语讲出的话无法成为书写语言

“言文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言”。各地方言，各个阶层的用语全都不一致。其二是“文”也不一致，有“旧文体、汉字体、欧文直译体、方言体、汉体”共四种文体。其三是，究竟是让“言”与“文”一致还是让“文”与“言”一致也争论不休，同一个假名，各地对应的音也不同

由于各地域日常会话都无法沟通，导致政府施政上许多难解问题，如前岛密曾表示各地没有办法沟通，使得设立邮政难以执行，涩泽荣一更指出无法和当地民众沟通造成许多难题。文部少丞西潟讷感叹因各地语言不通导致政令、教育无法通行，他曾在发表感言说：

“东部跟西部语言不相通，如今可以说陆羽人（陆 奥国，奥羽国人）跟萨隅人（萨摩国・大隅国人）不能沟通；许多奥羽人要跟上国人（关西人）谈话时，还是语言不通.......找不到像帝国（日本）这样，东西不过六百里（当时不包括北海道），却语言不通的国家” 。

废和语改洋话

在明治维新初期，任驻美辨务使的森有礼给耶鲁大学的著名语言学者惠特尼（W.D.Whitney，1827-1894）的信中日本使用的语言是日本的语言），而不是日语。并且表示他们处在一种“无秩序的混合状态”，“无法学习我们的语言，也无法在交流中运用我们的语言”。

森有礼表示日本当地的语言是一种无秩序的混合，为了解决诸多烦恼，森有礼提出“由于日本的口语不适合日渐增大的帝国的人民的需求”，且“现在日本使用的书写语言与口语之间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贫瘠的语言，注定要陷入被英语支配的命运”。于是，他建议日本各地人民放弃说自己的语言，改学英语。 主张的废止日本传统口语，全面改用洋语英文，全面西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森有礼的“英语采用论”受到激烈的回响与争议，比如马场辰猪但是马场本人也只能写英文来跟森有礼沟通，因为没有互相能看得懂的语法存在日本，除了还有如森有礼英语采用论，同时期还有假名替代论以及南部义筹在“罗马拼音字使用论”提出全面书写罗马拼音等主张。

新汉语的传入

自从江户幕府末期，由于受到黑船事件的冲击，幕府出现需要西学翻译的问题，早在中国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利玛窦编译了《天主实录》并跟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创造了星期、几何、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等新词传入日本， 日本众多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和文人合作，将大量西方文献翻译成中文，还出了多部欧华词典。

、以及清朝嘉庆年间的华英辞典,审判、法律、医学、自然的、新闻、精神、单位、行为和言语等词汇。《博物新编》用到的现代词汇包括气压、差异、流动、牵引、汽车、电气、蒸气、机器、轨道、幻影、货物、电机、航海、隧道和工程等。还有魏源的海国图志、

后来中国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如译出《万国公法》、《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和《地学浅释》等西书。《万国公法》一书，传到日本，让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新词也传入日本

津田真道 西周 加藤弘之 其作麟祥等人在翻译西方法学的时候引用了这些新词，

日本学者在翻译西学概念时，借用汉语旧词，有的保留旧义，有的另赋新义。 明治维新以后，日大量翻译西书。日本学者为翻译西学概念，创造了大量汉字新词。这些由日本学者创造的汉字新词，统称“和制汉语”。

虽然前岛密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但碍于现实，当时日本不得不使用汉字大量翻西洋著作，近似于汉字训读体的文体并以此设立出国家制度，英语或罗马拼音写作。

国语与大和民族创造

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曾留学德意志帝国的学者上田万年认为日本需要有一套共通的语言，才能彻底解决各地无法沟通的问题。上田万年参照了保罗迪（Hermann Otto Theodor Paul（1846-1921）的《语言史原理》，发表了一篇《关于标准语》的演讲，并认为标准语为“国民的精神性血液”，认为说标准语如血液一般无可替代之物，或如生之母获得明治政府与国粹主义者的热烈回响。

明治政府便在上田万年等学者的推行下设立“国语调查委员会”，致力编订日本标准语和统一假名的工作。调查委员会在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标准语选定调查，提交了《音韵调查报告书》、《口语法调查报告书》、《疑问假名遣》，编纂了《送假名法》、《口语法》、《疑问假名遣》

上田认为作为大日本帝国首府，天皇所都之处，东京语理应成为日本标准语的骨干。最后经过比较后上田万年以“住在东京山手一带的”、“有教养的中流家庭的语言”为基础，作为日本标准语编写的基础

这一种东京山手一带中流家庭的语言，实际上是非常少人用的一种东京方言，这让上田万年看到这个语言的可塑性，可以在里面加入许多日本精神的设计。

在标准语的设计上，上田万年认为必须要设计特殊性让人透过这个语言认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才有这个特殊性”，因此除了透过拣选，删除粗陋的语言，以符合“有教养的语言”外，“敬语”则作为“特殊性”等于“国体的神圣性”来表述。例如，在1942年国民学校第六学期使用的《初等科国语》中这样写道，“通过使用敬语，我们可以准确地表述尊敬与谦逊之意。事实上这是我国语的一大特色，世界各国语言中都没有此例。古来我国民以皇室为中心为了表达至诚之心，使用最上等的敬语……”。

经过十年的调查、整合、编辑音韵、语汇后完成了日本标准语。1903年出版的国定第二期教科书《寻常小学读本》成为首批使用这套读音的教材，是现代日语读音的基础。许多现代知晓的日语，事实上是明治37年才首次出现成为标准日语的词汇。

标准语励行与扑灭方言运动

在上田万年的语言规划中，日本标准语是赋予“真善美诸品德”的价值，国家规定的标准语就是母亲的语言，必须做到让任何人出生后即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有教养富含日本精神的标准语，他多次在演讲著作中表示，标准语是被视为日本的“精神性血液”，“帝室的藩篱”、“慈母之爱”。。在此倡议下推行《国语教授法指针》，所有公家机关全部改用标准语书写。所有公家机关以及公众场合，报纸出版物必须全部强制使用这一套标准语，不只在文字上全面同质化，唱歌，艺术，戏剧也要在日常生活习惯上全面执行，国语委员会强力执行全民标准语的措施，名为国语运动，推广日本标准语。

然而，上田认为远远不足，为了要实现日本富国强军，进化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愿景，必须达成“无论千岛之际、冲绳之端”，帝国版图皆一种语言、一种习俗才是达到尽善尽美的文明国家。为了达成“书同文，言同语，语同音”的至高的目的，上田展开“整建国语”、“标准语励行”等政策，在上田万年等人的推动下，大日本帝国政府于大正3年（1913年）正式公布了以东京山手语为基础的《口语法》，大正6年（1916年）发布方言取缔令，

1913年日本政府公布了以东京语为基础的《口语法》，并实行“标准语励行”措施，同时下令方言取缔政策，取缔矫正不说标准语的国民

上田万年在演讲中提出“国语是母亲的血液，帝室的藩篱”的概念，他指出说国语的人才能获得人性的真善美，认为若是一个人不爱母亲，不把国家制定标准国语当作自己的母语，那这个人就不配作日本国民，不，那些人不配视为人， 上田万年认为，“一种家乡的方言不能视为‘母语’”，只有全日本可以互通的共同语言--这个从各地淬炼而生的标准国语才是大和民族的语言，才配称作是母语。当“国语”与“国家”全面结合的必要认为，并且让国语成为日本列岛所有人的绝对母语，将国语与爱国结合，只有这样日本才能真正进入文明世界，摆脱迂腐的地域性心态的进步国家，

自1926年（大正14年）起，全面进行全国日本标准语广播，在全日本进行标准语广播，从生活、教育、全面推行日本标准语成为全日本的唯一语言。

青田节等人则认为上田万年取缔方言的矫正手法太过温和，青田节认为方言的存在拖慢了日本走向进步的脚步，必须要全面扑灭日本列岛所有的方言，语言学者保科孝一也支持这项看法，

发动了方言扑灭运动，进行严厉的奖惩，所有方言全面禁止，全面推行日本标准语成为全日本的唯一语言。该政策持续到战后仍然继续实施，战后1950年代后期，复归日本的冲绳学校再次彻底禁止琉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