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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邊界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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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邊界的社區
2000年初版封面
副書名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者項飆
類型民族志
學術領域社會文化人類學
語言中文
出版資訊
出版機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00
出版地中國北京
權威控制
ISBN9787108014368
OCLC47226545

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中國人類學家項飆關於北京浙江村移民社區民族志著作,最初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於2000年出版,2018年出修訂版;英譯本由博睿學術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1][2][3]

本書以1990年代的長期田野調查為基礎,聚焦溫州籍商販在北京自發形成的社區,提出以「關係分析」與「系」為核心的分析框架,探討移民如何在制度環境下開展生計網絡與跨越邊界的社會實踐。相關論述在學術評論中被歸納為對國家—社會關係與治理碎片化的一種經驗性觀察[4]

書評普遍肯定其田野厚度與個案敘事,也提出對理論創新度、案例代表性及可能的浪漫化傾向的質疑[5][6]

寫作和出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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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源於作者項飆自20世紀90年代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求學期間的學術研究[7]。項飆的學術興趣最早可追溯至中學時代,其在溫州的生活經歷激發了他對社會結構的好奇[8]。進入大學後,他利用自己作為浙江溫州人的同鄉身份,深入位於當時北京城鄉結合部的「浙江村」,對這一移民社區的形成過程、內部結構與權力演變進行了長期的田野調查[8][7]

在研究過程中,項飆採用了參與式觀察的方法,並藉助個人人際網絡與社區建立聯繫以推進調查。其本科階段的初步研究成果曾匯集成報告《北京「浙江村」調查——一個社會轉型中自發城市化群體的初步研究》,並獲得第三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二等獎。此後,項飆在碩士階段繼續深化此項研究,並將其撰寫為碩士學位論文《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最終出版的學術專著便是在其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過進一步修改與完善而成,該書的出版為項飆在學術界贏得了最初的聲譽[7][8]

《跨越邊界的社區》最初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於2000年出版,後於2018年修訂再版,收入「中國社會學經典文庫」[1][2]。本書英譯本由博睿學術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書名Transcending Boundaries: Zhejiangcun: The Story of a Migrant Village in Beijing,譯者吉姆·韋爾登(Jim Weldon),收錄於「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叢書第5卷,系據2000年中文原版壓縮改寫而成[3][4]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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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論點與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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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邊界的社區》的核心論點在於,北京「浙江村」的移民通過其社會實踐,成功「跨越了地理、社會、行政和意識形態的邊界」,而這些邊界恰恰是維繫當代中國社會秩序的關鍵要素。他們不僅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更通過其生存與發展策略,挑戰並重塑了原有的社會結構[4][5]。全書旨在解答一個核心問題:在經歷了長時間反商業運動的背景下,為何溫州商人這一特殊群體能在198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中迅速轉型為成功的私營企業家[6]

項飆採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過對社區長達六年的觀察與訪談,運用「關係分析」來理解其內部運作邏輯[5][9]。他提出了「系」作為核心分析概念,將其定義為由「親友圈」與「生意圈」兩種亞系構成的「關係連接簇」。項飆認為,浙江村這一共同體的形成、發展與韌性,皆源於「系」的內部分化以及不同「系」之間的相互作用、重疊與演變。這種「跨越邊界的共同體」創造了一個體制外的「新社會空間」,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體制變革的潛在動力[10]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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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研究對象和田野點「浙江村」,在地理上位於北京市豐臺區大紅門地區,距天安門廣場僅五公里[5][10]。該社區並非一個正式的行政村自然村落,而是一個自發形成的聚居地,其居民絕大多數來自浙江省溫州地區的樂清永嘉等地[10]。該區域地處城鄉結合部,行政管轄權混亂且重疊,而書中描述移民正是利用了這種「行政混亂」來發展其商業網絡[4]。浙江村的經濟模式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從事低成本、廉價的服裝生產與銷售活動,並逐漸發展為全國性的產銷中心[5][10]

內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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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邊界的社區》的敘事結構包含引言、七個章節和結論,其內容是作者長達六年(1992-1998)民族志研究的成果[9]。全書在敘事方法上可分為兩部分。前兩章主要回顧浙江村1992年之前的早期發展史,由於相關事件發生在作者實地調研之前,其記述主要基於對早期移民的訪談和歷史資料,基調更為客觀和非個人化[9]。項飆在書中記述,浙江村的起源可追溯至後文革時期,部分溫州農民為謀生計,輾轉從內蒙古等地來到北京,並於1984年在南郊奠定了社區的基礎[6]。在1986至1988年間,移民們利用當時允許租賃國有商店櫃檯的政策,在制度的灰色地帶中獲得了最初的商業立足點[4]

著作的後五個章節則主要基於作者在1992至1998年間的親身田野考察,其敘事風格也因此更具洞察力,並帶有更強的個人記述色彩[9]。這部分內容詳細描繪了浙江村的擴張與衝突。項飆寫道,從1988年開始,皮夾克貿易的爆炸式增長使浙江村的商業版圖急劇擴張,甚至吸引了國際商人,其人口也迅速超過了本地居民[4]。在缺乏有效外部管理的法律真空中,社區內部逐漸形成了以「大人物」為核心的非正式權威,甚至依賴「幫派」暴力來解決衝突和維持秩序[4]

隨着社區的壯大,其與地方政府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導致了政府年度性的「清理」運動。書中描述了移民面對「政治颱風」時所採取的暫時撤退策略,以及其商業網絡所表現出的強大韌性[4]。進入1990年代後,浙江村與國家的關係呈現出更為複雜的博弈狀態:一方面,移民巧妙規避法規;另一方面,部分政府部門出於經濟利益考量,與移民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但這並未形成統一政策,反而加劇了治理上的政策真空[4]。敘事的最後部分聚焦於1995年底由國務院發起的大規模拆除運動,作者強調,儘管運動規模浩大,但浙江村憑藉其頑強的網絡,在幾個月內便恢復了商業活動,這一過程被作者視為其社區生命力的集中體現[4][6]

影響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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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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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界普遍讚揚《跨越邊界的社區》的民族志研究基礎。項飆長達六年的田野調查積累了紮實、豐富且生動的材料,其研究不僅是作為觀察者,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事件參與者和「社會行動者」的角色[4][5]。書中對移民個體與家庭故事的細緻描繪,創造了「引人入勝」且「時常感人」的敘事,成功展現了移民群體在時代變遷中勇敢、恐懼、堅韌與自信等複雜情感[6][5]

本書最突出的優點被認為是其深刻的洞察力,特別是對國家內部張力的揭示有力地打破了「國家鐵板一塊」的傳統觀念,展示了國家權力的碎片化特徵[4]。他通過浙江村的案例,揭示了政府機構內部、不同級別與性質的機構之間(如市級政府內部、北京與浙江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的矛盾、利益衝突與政策不一致,證明了移民的流動與商業活動如何激化並暴露了國家自身的內部緊張關係[4]。因此,有學者認為該書是理解中國改革時期社會變遷,尤其是普通人如何創造經濟奇蹟的「必讀之作」[10]

批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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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跨越邊界的社區》受到廣泛好評,但評論者也從多個方面提出了批評。首先,在理論分析層面,有學者認為這部作品的理論框架相對薄弱[5]。書中提出的「關係」與「系」等概念被指缺乏理論創新性,其區分意義不大,且書中描述的如互惠網絡、靈活生產等成功模式,在以往對海外華人社區的研究中早有論述[6]。同時,項飆對當時已有的關於中國國內移民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學術文獻着墨不多,缺乏批判性的審視與對話。例如,評論者指出項飆未能參考、對話張鸝英語Li Zhang (anthropologist)在同一時期對浙江村進行研究的民族志著作《城市裡的陌生人》[4][6]。此外,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學者還指出,書中對「市場力量」如何具體運作缺乏深入的經濟分析[5]

其次,研究的代表性與作者的客觀性也受到質疑。有評論認為,浙江村的案例具有其獨特性——溫州移民是攜帶資本和技術的「小企業家」,而非單純的勞動力輸出者——因此,將其成功模式與分析框架(如「系」)普遍化為理解整個中國社會的工具,其代表性存疑[10]。最後,有學者指出,作者作為溫州人的身份背景可能影響了其研究的客觀性,導致對浙江村存在一種「浪漫化」的傾向,在敘事中突出了其堅韌與創造力,卻相對忽視了社區內部存在的等級關係與剝削問題,例如被溫州老闆僱傭的外地青年女工在惡劣環境下的勞動處境[10]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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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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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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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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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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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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