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如果說，從社會前提的角度看，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決不會「過早」發生，那麼，另一方面，從政治效果即從政權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過早」發生的。使伯恩施坦睡不著覺的過早的革命，像達摩克利斯的劍一樣懸掛在我們頭頂上，對於這把劍，任何請求和祈禱，憂慮和恐懼都無濟於事。這裡有兩點很簡單的理由：
第一，要想一下子通過無產階級的一次勝利的打擊來完成把社會從資本主義制度變成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巨大變革，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如果設想這是可能實現的，那就意味著再次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的觀點。社會主義變革以長期的、頑強的鬥爭為前提，在這個鬥爭中，根據各種可能的情況看來，無產階級會不止一次地被擊退，因此，從整個鬥爭的最後結局的觀點來看，第一次必然是「過早地」掌握政權。
但是，第二，這種「過早地」掌握政權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無產階級只有在伴隨著奪取政權而來的那種政治危機的過程中，在長期頑強鬥爭的烈火中，才能達到足以完成最後的偉大變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無產階級的那種對國家政權的「過早的」進攻，本身就是幫助最後勝利的時機的到來和決定這個時機的重要歷史因素。從這個觀點出發，認為勞動人民「過早地」奪取政權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謬的，它來源於對社會發展的機械的理解，假定階級鬥爭勝利的一定時機產生於階級鬥爭之外，不依賴於階級鬥爭。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這樣一來除了「過早地」奪取政權外，沒有別的辦法，換句話說，既然它必須一次或數次奪取它，以便最後持久地掌握它，那麼，反對「過早」奪取政權的反對派不是別的，正是根本反對無產階級為奪取國家政權而鬥爭的反對派。
由此可見，正如條條大路通羅馬，我們從〔伯恩施坦理論的〕這一方面也會邏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修正主義的放棄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的方針，也就是放棄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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