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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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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戰[1](英語:Rage-baiting,又稱Ragebaiting或Rage-farming,又譯憤怒誘餌[2])是互聯網用語,指為刻意挑動憤怒情緒,以增加網絡流量、用戶互動、收入或支持度的一種操控手法[3][4]。 這類做法常被用來提高點擊率和參與度,藉此吸引更多訂閱者、追蹤者和支持者,甚至帶來可觀的財務收益[5]。引戰通常透過具冒犯性、挑釁性或刻意煽動的標題、迷因、刻板印象或留言,引導用戶作出同樣激烈的回應[6][7][8][9]

在英語中,Rage-farming至少自2022年1月已被引用,是引戰的延伸手法。其核心是透過Rage-seeding,利用被激怒者的憤怒引發更多網上互動,從而擴散原始內容創作者的信息[4][10][11]。此策略亦常見於政治操弄,用以攻擊對手。

阿爾伯塔大學政治學者賈里德·韋斯利在2022年指出,「引戰」愈趨普遍,部分右翼政客透過鼓吹陰謀論錯誤資訊來運用這一技巧。 他稱,當政客持續對政治及意識形態對手進行Rage-farming時,他們的網上追隨者會不斷增加,而部分人可能在現實世界採取暴力行為,包括語言暴力及恐嚇。韋斯利又形容,「引戰派」往往把片面事實混合「徹頭徹尾的謊言」形成半真半假的內容[12]

更廣泛而言,為了刺激用戶互動而發佈具挑釁性內容的做法,則稱為Engagement farming[13]

詞源、定義與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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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語概念中,Rage-farming,亦稱Rage-seeding源於以「耕作」作比喻的概念,先播下象徵性的情緒種子,再讓憤怒逐步醞釀並擴散[14]。這是一種標題黨(Clickbait)形式,而「標題黨」一詞自1990年代末已被使用,原意較細緻,也不一定被視為負面策略[15][16]。相較之下,「引戰」至少自2009年已見於文獻,被視為較負面的標題誘餌,因其透過具冒犯性或煽動性的標題、迷因、刻板印象或留言,引導用戶作出同等激烈的反應[6][7][8][9]

公民實驗室高級研究員約翰·斯科特-雷爾頓在2022年的帖文指出,當有人以同樣煽動性的引用轉貼反擊某則挑釁帖文時,他們便是在「被Rage-farming」,因為引用轉貼本身會替原帖帶來更多流量。 研究顯示,FacebookTwitterTikTokInstagramYouTube等平台的演算法會放大正面及負面的互動,並主動為相關帖文導入流量[3]

美國作家莫莉·瓊-法斯特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談及共和黨策略時,將Rage-farming形容為「完美風暴下的混亂產物,是演算法與焦慮交織而成的不潔混合物」[4]

政治學者賈里德·韋斯利指出,「Rage farming」經常用於描述旨在激怒政治對手的言論[10]。而「引戰」一詞則通常指吸引、留住並擴大同類支持者與追隨者的策略[9]

在各種形式下,「標題黨」,包括「引戰」與「Rage farming」,本質上都是媒體操控手法,尤其常見於互聯網環境。除了為網站帶來收入外,「標題黨」亦經常被用作影響社交媒體用戶的策略,例如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上誘發情緒反應[15]。2016年11月一項分析指出,「標題黨」通常刻意迎合特定社群既有的確認偏誤。當時Facebook的演算法會透過「同溫層」機制,把特定內容推送給特定受眾[17]

《西雅圖西區先驅報》2016年5月的一篇報道引用《市井詞典》的解釋,指「標題黨」是「新聞機構在社交平台發佈、旨在激怒最多人以製造互動的帖文」[7][8]。該報亦指出,愈多用戶點擊與瀏覽,網上平台及網站便能從付費廣告與贊助中賺取更多收益[8]

2016年5月25日的另一篇文章則稱「引戰」是「『標題黨』的邪惡孿胞」[6]

時代雜誌》早於2006年便指出,網絡白目常於網上留下煽動性留言,其目的純粹是為了挑起爭拗,即使討論話題極為平淡,例如在賽車論壇揶揄「NASCAR跟啦啦隊差不多,算不上運動」,或在盧·多布斯的平台公開支持開放邊界[18]

一些引戰內容的製作者甚至會「無中生有」編造爭議性話題[19]。例如2018年12月15日,一間愛爾蘭數碼媒體公司曾發佈虛假廣告,聲稱有三分之二的人希望聖誕老人改為女性或性別中立[19]

研究顯示,早在2012年,媒體與政治行業已普遍利用「引戰」作為強效操控工具[20][21]。在政治媒體中,不論憤怒是真實還是虛構,它都能吸引讀者,因此以激怒受眾為目的的敘事變得極容易廣傳[2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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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刊》於201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政治人物常有意在訊息中加入情緒元素,透過製造焦慮來引起公眾對議題的關注[20]。該研究質疑,為何這類手法往往令觀眾感到憤怒多於焦慮。結果顯示,憤怒會促使人們更積極尋找資訊,令不少網民會點擊政治網站以獲取更多內容[20]。研究亦指出,政治溝通中使用憤怒式語言背後存在心理誘因[20]美國媒體事務中心在2018年的文章,引用這項研究並再次強調,憤怒是政治與媒體界極具力量的工具[21]。在政治媒體中,不論憤怒是真實還是被製造出來,它都能吸引讀者,因此激怒受眾的敘事自然廣受使用[21]

美國媒體事務中心指出,《國家評論》於2018年11月刊登的一篇批評所謂「社會正義鬥士」的文章,是典型的引戰例子[21][22]。該文是回應網上多則指責美國廣播公司Twitter帳號於11月21日宣傳《查理·布朗的感恩節》時所用卡通圖片的推文[22]。圖片顯示黑人角色富蘭克林被安排孤零零坐在餐桌的一邊,引起部分Twitter用戶指責該圖帶有種族歧視意味[21]。其中一些批評來自未經證實的帳號,甚至包括一個沒有追隨者的帳號[21]

由於這些推文被視為過度敏感、政治正確的「玻璃心」自由派所發,保守派強烈反彈,並以憤怒回應。美國媒體事務中心指出,《國家評論》原意是展示自由派如何輕易被激怒,但結果反而讓保守派變得憤怒,形成諷刺效果[21]

資訊科技與數碼媒體大幅提升了網絡操控能力[23],包括「標題黨」與「引戰」等手法。約翰·斯科特-雷爾頓於2022年1月7日在Twitter指出,當某人以同樣煽動性的引用推文回應具挑釁性的帖文時,就屬於「被Rage farmed」,因為各大社交平台的演算法會放大能吸引互動的內容[3]

2020年一篇評論指,加拿大保守派網絡新聞雜誌《The Post Millennial》(2017年創立)已成為美國極右翼最新的引戰平台之一[24]

「Rage bait」(引戰)獲牛津大學出版社選為2025年度詞彙[25]

引戰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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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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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引戰」,是「標題黨」的最新變種,屬於典型的網絡操縱手法。它們往往結合陰謀論與錯誤訊息,以激發憤怒情緒並增加用戶互動。2021年,《華盛頓郵報》指出,Facebook長期被批評「煽動宗派仇恨、引導用戶走向極端主義與陰謀論、並促使政治人物採取更具分化性的立場」[26]。雖然外界曾報導Facebook已調整演算法以壓制標題黨,但Facebook告密者弗朗西絲·霍根的文件揭露,以及2021年Facebook公司文件洩露事件,都顯示其動態消息演算法在其中所發揮的影響力[26]

在霍根的指控及後續調查之後,媒體與政府檔案進一步顯示,一系列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如何透過擴散分裂、陰謀與宗派仇恨的內容,以「牟利為目的」來放大憤怒情緒,而這類內容甚至可能促成現實世界的暴力事件[26]。最受批評的例子之一,是Facebook在緬甸擁有逾2500萬個帳戶,但未能有效處理針對羅興亞穆斯林的仇恨貼文,據稱助長了羅興亞人大屠殺[27][28][29][11][30][31]。2021年,一項代表羅興亞難民、向Meta(Facebook 母公司)提出的1730億美元集體訴訟指控,平台演算法「擴大並催化仇恨言論的傳播」[27]

為回應外界對Facebook動態消息及排序演算法中充斥「標題黨」的投訴,該公司於2014年和2016年先後推出反「標題黨」演算法,旨在從動態消息中移除那些經常以誇大、扭曲或隱瞞資訊為標題的網站[32]

2016年版本的演算法據報以典型「標題黨」標題常見的詞語進行訓練,其運作方式類似電子郵件垃圾過濾器。[32]持續依賴此類標題的出版商則可能遭到懲罰,包括流量大幅下跌[32]

2017年起,Facebook工程師調整排序機制,使表情符號反應的權重較一般「讚好」高出五倍。根據2021年10月26日的《華盛頓郵報》報導,表情符號能有效延長用戶的停留與互動時間,而Facebook的商業模式亦以最大化用戶參與度為核心[33]。一名Facebook研究人員曾警告,演算法在獎勵「具爭議性」內容(包括煽動憤怒的貼文)時,可能會意外導致垃圾內容、濫用及增加更多「標題黨」[33]

自2018年起,Facebook高層已接獲簡報警告,指演算法具有助長分裂的效果,但公司管理層未有採取行動[34]。史考特-雷爾頓在2022年受訪時表示,演算法對煽動性引用推文的放大與循環效應,即「引戰」中常見的模式,其可能是刻意設計,也可能是系統意外產生的結果[4]。由於演算法同時獎勵正負兩種互動,這造成「所有人都需面對的真實兩難」。此外,演算法亦令政治人物能繞過具查證功能的傳統媒體,直接接觸特定且較缺乏批判的受眾,即使所傳遞的內容為錯誤資訊亦然[21]

至2019年,Facebook的數據科學家已確認,能引發「憤怒」表情符號反應的貼文,更大比例地涉及錯誤資訊、有害內容及低品質新聞[33]

2020年Netflix推出的紀錄片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分析社交媒體如何以操控手法來最大化商業利益,包括散播陰謀論、虛假訊息,以及誘發問題性使用行為[35]。影片探討的議題涵蓋社交媒體在美國政治極化中的作用、政治激進化(包括青少年在網上的激進化)、假新聞的流佈,以及社交平台被政黨和政府作為宣傳工具的方式。據一名前Google設計倫理研究員所述,社交媒體平台的三大核心目標是維持並提升用戶參與度、促進增長,以及提高廣告收益[36]

滾石》於2024年的一篇報導則指出,TikTok平台上出現愈來愈多以「引戰」為目的的內容創作者。他們製作旨在挑動憤怒、吸引互動的影片;包括溫塔·澤蘇和路易絲·梅爾徹在內的一些網紅會發佈擺拍、具爭議性的短片,並經常在多個平台上爆紅,而部分觀眾可能未察覺內容是經過編造[37]

美國以外地區的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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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華盛頓郵報》披露,Facebook在美國以外的內容管理明顯不足[29]。公司僅把16%的預算投放在美國以外地區(包括法國意大利印度等非英語母語的國家)以打擊錯誤資訊及仇恨言論;反之,美國僅佔其每日使用者約一成,卻獲分配84%的相關資源[11]

自至少2019 年起,Facebook內部已了解印度等國家極易受到「不良行為者及威權政權」的操控,但平台仍未封鎖散播仇恨或煽動暴力的帳戶[11]。緬甸獨立國際實況調查團於2019年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提交434頁調查報告,詳細檢視社交媒體在煽動反穆斯林暴動及羅興亞族種族滅絕中的作用。Facebook在報告中被提及289次,反映其在當地的廣泛使用[30]。在該報告早前版本於8月發佈後,Facebook罕有地移除涉案帳戶,涉及約1200萬名追隨者[28]

2021年10月,霍根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稱,Facebook 的演算法在緬甸(當地擁有逾2500萬帳戶)及埃塞俄比亞推廣煽動或美化暴力的內容,而煽稱穆斯林囤積武器的虛假貼文亦未被刪除[29]

為回應Facebook公司文件洩露事件及霍根在歐洲議會的證詞,歐盟提出《數碼服務法案》,旨在強化對虛假資訊及有害內容的監管[31]。同年,美國Edelson PC與Fields PLLC律師事務所代表羅興亞難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入稟,向Meta Platforms Inc.(前稱Facebook)提出約1730億美元的集體訴讼,指控平台未能移除煽動羅興亞族遭暴力攻擊的貼文,並指其演算法擴大了仇恨言論的傳播[27]

Facebook自2011年進入緬甸後迅速普及[27]。一份由Facebook委託的審查報告促使公司於2018年承認,其措施不足以防止煽動針對當地穆斯林少數群體的仇恨與暴力。該獨立報告指出,「Facebook已成為散播仇恨及製造傷害的工具」,並指出相關貼文與多宗線下暴力事件有關聯[27]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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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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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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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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